《济南快览》之历下解说词

《济南快览》亦名《1927·济南快览》，编纂者叫周传铭。全书辑录了当年济南的地理地貌、历史沿革、风土人情、名胜古迹、交通运输、公益团体、军政民政、司法警察、文化教育、邮政电讯及工商业发展等诸多方面的情况，是为民国年间，有关济南的弥足珍贵之文献史料。

一

周传铭是职业军人，而非政府官员，更非文人学者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他曾随军辗转山东各地，并较长时间驻军在济南。“济南为文化古邦，当南北之重镇，旅居者实多。”于是，他便在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下，勉为其难地编纂了《济南快览》，其初衷就是要为“实多的旅居者”提供介绍济南、宣传济南的资料，以方便他们的旅游、工作、旅居和生活。

军人自有军人的习性，体现到编纂风格上，即直言直语、就事论事、简明扼要、点到为止，鲜有文人学者的那种情感抒发和针砭时弊，但同时也难免考据失真，以讹传讹。如：清朝嘉庆、道光年间的学者王培荀，在其《乡园忆旧录》中说，趵突泉的三股水乃人力所为。此说显然是荒谬不可及也，可周传铭就是这样信了，也就是这样写了：“泉有三穴，其间相距尺许，水自三穴上涌，激高数寸，震荡有声，终年不息。实则泉下地势特凹，流急而回，复以石板压之，使不得逞，故由石板上之三孔涌出水面也。”

二

“济南为山东之省城，居南北之中。形势南起岱岳，蜿蜒北上，历山、龙洞迭相起伏。北界黄河，横亘东西；山河表里，夹带平原。（凡）不曰岱北而曰济南者，盖以其地适当济水之南也。”

济南的行政区划设置，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汉文帝元年置济南国，三国时为济南郡，唐改齐州，金复名济南府，元改府为路，明改路为府，清袭明制，民国废清府制，改府为道。济南初为岱北道，后改为济南道。济南道初时辖二十七县。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，张宗昌在督鲁期间，缩小“道”之所辖区域，全省由四“道”增加至十一“道”，济南道由此仅辖历城等原有十县。《济南快览》所记之济南，当是济南老城和圩子墙内的区域，以及城西商埠地区和东北、西南两乡。

三

《济南快览》中，对城池的描述，与旧《志》大致相同：昔日的济南府城，城小而坚，整而方，周围凡十二里四十有八丈，高二丈二尺，厚二丈四尺。环城之门合而为八：东曰“齐川”，俗称“旧东门”或“老东门”；东南曰“巽利”，俗称“新东门”；南门曰“历山”；南之西曰“坤顺”；西曰“泺源”，亦即“西门”；西北曰“坤健”，俗称“新西门”；北曰“汇波”，是为水门；其北曰“艮吉”，则曰“新北门”。其中，北门虽设但常闭，盖为城内外七十二泉相汇之总出水口，所以名虽为门，但形同闸口。明湖之水，浸及其半，故水由门下流行而出。

中华民国成立之后，行政区划改“府”为“道”，济南府成为岱北道，后又改为济南道。当时，老城内划分为三个“区”，即城内一区、城内二区、城内三区，不过，区属所辖的基层组织名称没有改变，仍为“约”，而且还是分为“八约”。即：忠、信、孝、第、温、柔美、和礼、法。“八约”共有街巷99条，较之乾隆年间的55条街巷，增加了44条。其中最多的“忠字约”，辖有27条街巷；最少的弟子约，辖有8条街巷。至于户数及人口数量，三区八约合计有12943户，48880人，较之《乾隆历城县志》的6117户，25946人，增加了6826户，22934人。

《济南快览》中，对圩子墙及圩子门的记述，是此前《志》书中不曾有过其详的：绕城而围，独缺其北面者，曰“圩子”。圩高二丈五尺，周围凡三十里，可以为城之障，此《孟子》所谓“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”也欤（yú：啊）。圩门共十有二：东曰“永靖”；东至南曰“巽安”，系水门；再南曰“永固”；南曰“岱安”；向西曰“水门”；再西曰“新建”；西南曰“永绥”；向北曰“麟祥”；正西曰“普利”；西之北曰“永镇”；正西北曰“小北门”，胶济铁路设小站于兹焉；正北曰“海晏”，实当汇波之东。圩子内、城之外，凿池以蓄水。水本于泉，川流不息，其源由南关黑虎泉分为两支：东支会于署内之珍珠泉，西支会于趵突泉而于泺水相抱，俗称“护城河”。护城河水清可鉴，冬温夏凉，负郭之民，以饮以濯，得享天然之利焉。东支汇合于西北隅，遂汜成大明湖。湖水夺北门以出，占全城三分之一，旧占四分之一，今多淤成平也。或许是作者的数学差些，将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弄颠倒了。

当时城厢（即老城外，圩子内）的行政区划亦为三个区，即城外一区、城外二区、城外三区。区属下划分为“六关”即：城外东关、城外南关、城外西南关（一）、城外西南关（二）、城外正西关、城外西北关。“六关”辖有街巷100条，其中最多的“南关”辖有40条街巷，最少的“西南关（一）”，仅辖有6条街巷。三区六关合计有18455户，73169人，较之清朝乾隆年间的“十四里”，地域面积虽然小了大半，但户数却增加了12061户，人口则增加49981人。（注：书中的两处“城外西南关”，不是笔下误，而是各有所指，其一、二为笔者添注。）

四

1927年的济南，北伐战争尚未波及于此，而五三惨案则是发生在其后1928年，因而那时的民众生活相对较为平静。但是，平静不等于安逸，更不等于富足，其清贫、寒酸在《济南快览》中多有记述，并尤从衣食住行中凸显。

民以食为天。昔日的济南百姓，食品以麦为上，黍次之，大米非上客不用，且多用于熬稀饭。若玉蜀、若高粱、若豆类，则为乡民常食。麦粉发酵蒸馍，乃是富家商号之便饭；锅饼乃中产之家、旅行之客所常食。麦粉还可以和面做油饼、烧饼、葱油饼；还可以擀成面条做炸酱面、卤子面、热汤面；还可以包大包子、包水饺等。不过，这些都是逢年过节，或是迎宾待客时才会上桌的面食，平常日子里是难得见到的。济南的市场上，并不缺鸡鸭鱼肉，但蔬菜却不是很丰富，尤其是冬天，天寒地冻，故而只有白菜、萝卜等少数几种秋季贮藏的菜蔬。

时下的济南城区及近郊，居民住宅多是高楼大厦，除了在老城区特意保护的“明府城”，鲜还有小平房。可“昔日四乡之民，住室多以土筑之，上覆以草，除用少数之木料外，盖无不就地取材；城市之中，虽多瓦房，然高仅逾丈，宽约八九尺，深曰一丈二或一丈四，号称一间，（且）大都平列式，无深广幽曲之大厦，惟院宇皆宽大，多为回字形，俗所谓四合院。”

平居朴素，服不尚华。旅行则背负被套，棉褥、衣履尽纳其中。耕作时则鞋袜全被，不露骨相。惟夏不张盖，能操作于烈日之中。雨中也不操伞，甘暴露于淋漓之下。妇女虽然宽衣大袖，然而却是南方十年前的装束。男子虽多衣长袗，亦是洋布茧绸之属。若以绸缎作常服，他乡之旅客，旧日之财东，较江南诸省妇女之旗袍、马夹，及男子之绸袗缎裤为常服者，则真有天地之别矣。

1927年的济南，不仅汽车罕见，就连自行车也不多见。时下济南的城市交通已经拥堵为患，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事。“民国七八年间，济市原无汽车，九年间始有一、二要人，以自备之汽车行驶于市，且尚无专营之商号也。惟自十四五年以来，济市机关林立，汽车营业遂有一日千里之势，不及两年，不但汽车马车（行）增至三十余家，汽车也将近千辆。而武职旅长以上，文职厅道以上，无不自备汽车。”可是即便如此，那些车马行仍是“营业不见发达。或以贩卖其他货物而兼营，或以专修而兼营其他修理。”

当年济南城的汽车不多，人力车却不少。“济市人力车俗名‘洋车’，盖创自日本，西洋无此车，故又名‘东洋车’。综集全市，除自用者外，合计达一万一千辆之多。盖以生计日蹙，劳动日多，每人每日多者不过一元五角，生手或破旧之车，每日辛勤所得不过二三吊，除租金外，仅糊口而已。车夫既多，赁价又廉，故车价亦较各埠为贱。”人力车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车，时光虽然不过百年，但人力车夫的身影却好似遥远的历史。

《济南快览》在“户口之比与警察行政之区分”章节中，还特别载注道：“户口数目系警察厅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三月调查所得。此外，胶济、津浦两路之交叉地，所谓‘官扎营’等地是也，工商人民增建庐舍，星罗棋布，如同市廛（chán：民舍），所有居民，既不隶属于商埠，又不归诸乡区，是负郭之民，即胶、津两路下级工人居住之所也。共有7535户，30439人。是济南全市共有人口337835人。其中，从事商店之伙友约3万人，工人1万人，业洋车及小推车者1万5千人，女子备工（即给机关、学校或官僚、绅士人家做杂事之人）约7万人，而无职业之男女有8万人，而乞食之穷民达1万5千人，而从事官吏即商学各界者，在11万左右也。”从这段特别注释中不难看出，当年贫富差距之大，底层民众生活之贫苦。

五

“济南近邻直隶（今河北省），故语言多带京腔，然发音较重，声乃独浊。”《济南快览》中记录了不少济南的方言和俚语。这些方言和俚语，简洁、生动、形象，读之并细品，让人觉得别有一番情趣。

人之称谓，与社交最为紧要，济南人的称谓有很多独自的特色。个人自称谓之“俺”；伯父谓之“大爷”；岳父谓之“丈人”；外祖母谓之“姥娘”；舅母谓之“妗子”；连襟谓之“两乔”；尊称朋友之子谓“相公”；尊称朋友之女谓“姑娘”；自称其妻谓“家里的”或“屋里的”； 自称其子谓“小子”；自称其女儿谓“妮子”；已婚女子称其丈夫谓“当家的”；对警察、军人恭称为“老总”。更为奇特的是：晚辈对长辈谓之“爷们”，长辈对晚辈亦谓之“爷们”，说来蛮有意思的。

称谓有意思，俚语更有意思。活蹦乱跳谓之“欢；生气发怒谓之“恼”；”聪明伶俐谓之“精”，夸赞好事谓之“赛”，悠闲漫步谓之“逛”；悭吝吝啬谓之“扣”；逃逸逃跑谓之“窜”；驱赶追赶谓之“撵”；痛快至极谓之“滋”；言人执拗谓之“纣”；贬称发坏谓之“孬”；夸人才干谓之“能”；骂人话语谓之“卷”。大声喧哗谓之“咋呼”；勤俭持家谓之“会过”；白费气力谓之“白搭”；说话随便谓之“瞎说”；相互斗殴谓之“打仗”；不屑一顾谓之“稀松”；让人滚蛋谓之“拔腚”，自作自受谓之“活该”；花言巧语谓之“贫气”；浪费钱财谓之“烧包”；不良习气谓之“贱气”；为难作难谓之“坐蜡”；敷衍了事谓之“对付”。昨夜谓之“夜来”；今天谓之“今门”；明天谓之“明儿”；上午谓之“早上”；中午谓之“晌午”；下午谓之“过午”，傍晚谓之“傍黑天”。这些俚语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济南人的性情，正如张继平先生所言：“你从那一句句土得掉渣的话语里，能听得见济南人的心跳，听得见种种一瞬即逝或无休止的文化源流，听得见千余年农耕时代的春雷乍动，听得见各种文化朝朝夕夕的风吹雨打，以至于雨打风吹下的济南人之命运。”如今，我等年近花甲的济南人，对这些俚语尚能明白其中的意思，而对90后、80后，乃至70后的济南人来说，对此只能似是而非了。

六

济南人“民性勤朴，厚重少文，有三代之遗风焉。”其实，这民性勤朴，岂止是三代遗风，说古代遗风当更为恰切。至于厚重少文之说，则需要另当别论。

勤朴、厚重是济南人的传统品德，这当不必过多赘言，那为什么少文呢？此处之“文”， 不是指礼数，而是单指文化知识。“民国以来，政府曾锐意刷新，努力于新教育事业，废止私塾，派遣留学生于国外，免收学生之学费，以期教育之普及。”可是，“无如平民之生计日蹙，非小康家庭以上之子弟，多不知以求学为谋生之要图。”

由上段记述我们可知，当年济南市民上学的为数不多。他们不是不想求学，而是上不起学，这与今日 教育之普及，压根儿不可同日而语。按照书中记载，当时济南的人口有307396人，而大、中、小学的在校生，仅是万人有余，要知道，当年的中学、大学大都实行寄宿制，外地学生很多，也就是说，济南本地学生当在万人以下，这与30多万的人口相比，虽说不是少得可怜，但也实在不能算多，距离普及之说更是相距甚远，而且这还是1927年，也就是废除科举，推广新学二十二年后的情况，之前的情况就更可想而知了。“山东为孔孟之产生地，儒学之所自出，然其教育无甚可观，半由于国民之固守旧法，半由于交通之阻塞，文化不宜灌输。”济南是山东的中心城市，济南人尚且“少文”，其他城市或乡村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。其实，当年的中国，“少文”的不仅是济南乃至山东，全国有几个城市，哪些地方不“少文”呢？

“济南士民，性情简直，重信义而轻生死，喜保守而少进取。郊野之民，布衣大冠，辫发长垂；城市之人，居住饮食，亦甚简陋；非逢年节，多不食肉；非遇喜庆，鲜有衣帛。妇女尤为勤俭，织布缝纫，尤自为之，不愧男耕女织之古风。”这是《济南快览》对济南民俗风情的精炼概述，但颇为遗憾的是，在这概述之后，作者仅是对济南的居住、婚礼、丧俗作了细致描述，对其他社会风情介绍得则很简单，让人读之很不过瘾。不过，就是从这简单的介绍中，我们也能大致了解先民们的生活习俗。

“济南土著本勤朴而少惰性，故消金窟之游戏场所不多，虽有也甚简陋。妇女多终身不出大门，比之津、京、沪、汉之埠大有天壤之别。此固为济南社会之美德，而为南人所不及也。孰知民（国）十年以后，侨居日多，商务渐甚交通亦加便利，本地土著亦不免随之传染，而奢侈之风亦随之开矣。”对外开放虽然促进了经济发展，但“奢侈之风亦随之开矣”，可见有利也有弊。1927年的情况是这样，时下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。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，对外开放固然要坚定不移，但道德教育，尤其是传统美德教育当不容忽视。

七

“工商为现今立国之本”，而“我国以农立国，工商视为末技，故工业除日用品之制造外，若奢侈品、装饰品，而先贤视为节俭之公敌，故不甚讲求。自海禁开后，凡属各种商业，无不有外货混杂其中。外人以我为世界最大之商场，而我商人且视为利薮焉，此种情形，不独济南一埠为然也。”

山东虽是沿海省份，但济南却属内陆城市，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之后逼迫清政府开放了诸多通商口岸，济南都不曾涉列之中。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济南现代工商业相对起步较晚，只是到了1904年，在胶济铁路即将通车之际，朝廷才准许将济南辟为“华洋通商之埠”。

工业发展是物质文明的基础，而1927年的济南，“大小工厂（注：不含手工业作坊）仅有四十，不及青岛日人所组织者之半。而全市工人约一万左右，内有男工五千六百名，女工三千五百名，十六岁以下童工约一千左右。”工业行业主要是轻工、化学、纺织、面粉等，而又以面粉加工厂（8家）为最多，至于当年这些工业企业的产值及其利税，书中没有记载，估计总量也很小、很小。

当年济南的商业发展情况要大大好于工业。据1928年《历城县乡土调查录》工商业之统计，当时老城内的商业门户，就有6597户，占到了总户数的50%以上。此外，商业好于工业的情况，从对外贸易中也能得以证实。1904年济南开埠以后，外资涌入济南，而他们从事的大都是商业贸易。“兹据海关调查，民国十三年之输入货价，为七千七百九十五万四千六百七十五两；其输出之货价，仅五千五百三十五万二千三百一十六两。民国十四年之输入货价，为六千七百五十二万零零二十五两，而输出仅五千九百四十三万三千八百三十二万两。两年之中，出入相抵，各相差一千万左右。”贸易逆差，也说明了济南的工业、制造业之落后。

八

在中国历史上，五四运动影响深远。而说起五四运动的爆发，就不能绕开胶济铁路及山东权益。当年日本帝国借着德国战败之际，企图取代德国，攫取胶济铁路的路权，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，从而引发了同为战胜国的，中国人民之强大愤慨，进而引爆了五四运动。事情的前因后果，《济南快览》中有所记载。

胶济铁路是由德国人修筑的。那么，德国人“何以有敷设权？盖自德、法、俄三国之干涉日本占领辽东也，非厚于我。而法、俄均受重酬，独德最薄，不甘于我，一也；甲午（1894年）以后，列强均在我国有相当之根据地，而德无之，日夜垂涎，二也；其时，德国政府急思在亚东谋一良港，以示国威，庶可得其国会通过二亿五千万之海军扩张费，三也。有此三因，日思启衅与我。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曹州属之巨野县，有杀害德国二教士事，（于是）德皇遂小题大做，以迅雷不及之手腕，派遣东洋舰队，直接占领青岛，特命其弟显理办理之，同时并于其国会宣言：凡有损我德权利者，当以铁血相见。故当时我国向列强乞援，无敢仗义执言者，盖深知德政府挟破釜沉舟之势，不得不休耳。清政府迫于德威，遂于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缔结最严酷之条件（即《中德胶澳租借条约》）。”《条约》的主要内容有：准许德国租借胶州湾九十九年；准许德国于山东全省有敷设铁路权，铁路沿线左右各三十华里有购地权；准许德国开采煤矿即其他诸矿权。此外还有赔偿、设立公司等诸多丧权辱国之内容。

《条约》签订之后，德国随即开设了山东铁路公司，并在胶州湾建筑军港。1900年，由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，其筑路延迟年余，到1901年，他们先是开通了青岛至胶州，而后延长之高密；1902年，延长之潍县；1904年全线贯通，延长至济南。岂料到了1914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“日本以昔仇之故，遂于是年8月15日，向德下最后通牒，并令其将胶州湾无条件交付日本。德置不理，日德宣战，英复助之。至同年11月7日，德人投降，胶州湾连同胶济（铁路），遂移于日本之手矣。欧战告终，我国民根据《华府条约》，一致力争，事经数年，始以年息六厘（的利率，折合为）四千万日金之全路代价，于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一月，连同青岛财产，将全路交还故主矣。然破坏者破坏，保留者保留，运日者运日，其所存在者，不过建筑物及其他不能迁移之建设而已。”

由胶济铁路，再说津浦铁路。津浦铁路北起天津，南至浦口，全长千余公里。其“原议民修，（后因）卒困于资，继谋于美，复商于英。后为德闻，借口有碍山东权利（而）不许。英又力争，经我外交部右侍郎梁敦彦往返磋商，乃由英、德合资。韩庄以北归德，由德国之工程师指导之；以南归英，由英人主持之。实则各有所谋。德之势力在鲁，思与胶（济铁）路衔接以扩张于北；英之势力在扬子江，思借津浦之力，以伸张商业之势力于鲁。”韩庄地处苏鲁交界的微山湖东岸，这就是津浦铁路的建设起因与始末，可见西方列强之无耻、贪婪。

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的相继贯通、通车，虽然对济南乃至山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强大的推动作用，但是，作为华夏子民，我们更不能忘记，当初西方列强，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羞辱、耻辱和屈辱。

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，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。《济南快览》当年是以工具书面世，今天我们读之则应把其当做历史书来细细品味。

壹点号没事找乐

新闻线索报料通道：应用市场下载“齐鲁壹点”APP，或搜索微信小程序“齐鲁壹点”，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！